中国巨富自爆发财秘籍：从不行贿！

2022-04-20 16:56 来源：David Rey

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。1987年成立的福耀集团，目前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玻璃供应商。他是不行贿的企业家，自称没“送过一盒月饼”，以人格做事；他是行善的佛教徒，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，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60亿元，他认为财施不过是“小善”。

1946年，我在上海出生。

父亲曹河仁是个生意人。他在1935年以前的几年曾在日本学做生意，赚得了10万日元。那时日元汇率比美元高，这10万元算得上一笔巨款。七七事变后，父亲就带着全家落户上海，他四处投资继续做生意。我出生的时候，父亲非常忙，忙到忘记给我取名字。等到我9岁快入学时，我的名字还叫“小印度”，因为我没名字，而且母亲总爱给我穿巡警样式的制服，而街上的巡警大多是印度人。还是长福伯给我取的学名“德旺”，寓意“聪明又有德，必然兴旺”，这让我高兴了好几天。

我对家里的好光景没有印象，因为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我们就搬回福清老家，而我们的大部分家产都和一个沉船一起沉到海底里去了。母亲陈惠珍，是“地主”家的千金，是她变卖了自己的嫁妆，才让我们在老家建起一幢二层小楼，一个用三合土垒成的小院子。这个小院干净、漂亮，但我们吃不饱。父亲远在上海赚钱，但每月寄回来的钱不一定会按时到;家里十几亩薄田也没什么产出，母亲和我们6个兄妹常饿肚子，常常是一天两餐，汤汤水水。我们饿得难受就叫，这时候母亲会把我们聚在一起玩游戏、唱歌。她总是交代我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们家吃两餐，记住：“让人知道了，只会看不起你”，出门“要抬起头来微笑，不要说肚子饿，要有骨气、有志气!”这些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因为家贫，我9岁入学，14岁就辍学了。上小学时，父亲和我说：“做事要用心，有多少心就能办多少事。你数一数，有多少个心啊?用心、真心、爱心、决心、专心、恒心、耐心、怜悯心……”我不太相信自己有那么多“心”，懵懵懂懂。

辍学以后，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高。因为经商起起落落，他把做小生意养家当做了人生归宿。我想的是要赚钱，赚很多钱。1968年，经人介绍，22岁的我和陈凤英结婚。刚结婚我就提出分开过日子，母亲很生气地问“为什么要分开”，我也很激动：“我要出去闯一闯。我不想老了以后像爸爸一样!”

我最终有了闯荡天下的“资格”。我和凤英商量，卖掉了她的嫁妆，又借了些钱，凑了几百元，当做种白木耳的本钱。当时，很多人都在种白木耳，政府也不反对。后来，我把白木耳卖到价格比较高的江西，但不亏不赚。我明白了，自己种是赚不到钱的。从江西鹰潭回福州的时候，我盘算着白木耳在福建卖1元到了江西能卖3元，如果我只倒卖赚差价，不就赚到了吗?回到老家我就和乡亲们收购白木耳，然后立即卖到江西，一次就赚了近千元，到1970年底，我赚到了3000元。那时候，2000元就可以盖一个房子。我心想用这3000元做最后一次，就可以结束生意好好过年。可这最后一次却被民兵查了，差一点弄个“投机倒把”的罪名。我没赚到钱，还赔得一无所有，从江西回来我几乎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。

回到村里，我挨家挨户地解释，我向他们承诺“短了的钱我一定一分不少地给上。”还好，他们信我，愿意等。

这时候，村干部到我家说修水库的事情。那个年代，全国各地发动人民的力量兴修水利工程。去修水库每天只能拿3元工钱，但迫不得已我只能选择去，去了才有赚一点钱的机会。我在工地拉车子，一车土半吨，运一次要走十多公里，一天拉三个来回。我还在工地做过修车工、炊事员。当修车工是因为工地的一场大火，当时我没围在营长周围要赔偿，而是申请修车解决生产的问题。

我是营里最后一个拿到赔偿的，营教导员对我的行为特别赞赏，他把剩下的赔偿款比如粮票、布票什么的都让我领走。没想到这些赔偿变现后有1000多元，吵着要赔偿的工友也就拿到几十块钱，我不吵不闹还忘了要，却得到这么大一笔赔偿!更奇妙的是，在营教导员的帮忙下，我在江西被民兵夺走的白木耳，按收购价——比市场便宜了三分之一，卖给了政府。这让我彻底还清了乡亲们的欠款。那段时光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。

修完水库，我到莆田大洋农场做果苗技术员，这期间偶然碰到一个同乡人。他向我讨一口井水喝，我知道暑天口渴如果猛喝生水，一定生病，我就把自己的一大茶杯凉茶拿出来请他喝。考虑他要走的路还远，我请他留下休息一晚，还可以帮他搭班车。后来我知道，他是山兜农场的场长，名叫王以晃。当时只是出于怜悯，但王以晃感恩在心，后来他坚持请我到他的农场当销售员，卖树苗。我1973年春到他那里，不到一年就摸清了销售的窍门。我和村民商定，卖一棵树苗我拿20%，80%给他们，这样整个村子的树苗都是我在卖。到1975年我足足赚了6万元，当时有这么多钱也不敢露富，全藏在家里的床铺下，铺了厚厚一叠!王以晃是我此生第一个好兄弟。

1976年，在父亲的坚持下，我回到福清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。也因为这个工作，才有了后来的福耀。高山镇异型玻璃厂从创办起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。对玻璃厂的情形，我非常了解，这是一个能赚钱的企业的。因此，1983年4月，我向镇里承诺，到年底上交6万元利润，上交剩下的，我拿40%，高山镇政府拿20%，其他作为固定资产，最终我没掏一分钱就承包了玻璃厂。我一年内把水表玻璃销量从几十万片变成了200万片，工厂净利20多万元，我个人赚了6万元。

1984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到武夷山玩，顺手给妈妈买了一根拐杖。当我肩扛拐杖准备坐进雇来的小轿车时，司机训斥说：“你小心一点，别碰坏了我的玻璃，几千块钱一块呢，你赔得起吗?”玻璃能值多少钱?这个汽车的玻璃有100元就够了，哪可能那么贵?但他的话还是引起了我的好奇。回到福州后，我到几个汽修厂转了转，发现那个司机的话一点不假，汽车玻璃就是几千一块!这让我无比震惊，因为汽车玻璃的成本绝不会超过200元。

我还发现，在这个暴利的市场中国却连一个有影响的品牌都没有，中国汽车玻璃市场完全被日本和欧美的企业垄断。外国人卖这样的价格，说明他们看不起中国人，认为中国人做不出这样的东西，所以我想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，应该有一片从自己的玻璃看出去的天空。

1986年，我40岁那年，我们筹备生产汽车专用玻璃。我的思路是吸引资金、形成产品、然后把产品推向市场。因为当时国家鼓励汽车零部件国产化，我们作为专业汽车玻璃制造厂(还没生产)，意外获得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投资。其实，我们最大的难题是产品，我们没有生产汽车玻璃的成熟技术和人才，和外商比我们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。因此，那段时间我们满世界找技术。听说上海耀华玻璃厂有一套旧的汽车玻璃设备图纸时，我们连夜赶到上海，花了2万元买下全套图纸。紧接着，我带队到玻璃制造设备最先进的芬兰考察，弄回了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先进机器。

经过多次调试，从芬兰引进的机器最终生产出合格的汽车玻璃，成本不到200元，售价2000元。这比市场上的日本货便宜了很多，但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暴利了。我们的产品主要供应维修市场，非常热销，1986年我赚到了70万元，1987年赚到了500万元。因此，有人说，“曹德旺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钞票”。我认为，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方向决定结果。追求的目标端正了，就决定了你的进步。

1987年，我牵头成立了福耀玻璃。然后，福耀不断引进新技术、新设备，汽车玻璃的成本从不足200元降到50元，零售价也一降再降，但还是暴利。很快，国内的企业蜂拥投资汽车玻璃，维修市场进入恶性竞争。1993年，我们痛苦转型，主攻配套市场，成为一汽捷达、二汽雪铁龙、北京切诺基等84家汽车制造厂的汽车玻璃配套商，拥有国内40%以上的市场占有率。也是在那一年，我们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，是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。

带领福耀做汽车玻璃很艰难，最艰难的其实是在公司以外。在80年代末的整党整风运动中，镇上的人都传“曹德旺有经济问题，要被抓起来了”，我不相信我没做坏事还会被抓。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，我因贪污被告了!我想了一夜，第二天带着公司的账目、复印资料、合同文件和全部单据到县政府找书记，针对贪污“指控”解释清楚了所有问题，我对书记说，我非法捞一分钱就判一年徒刑。书记说，“如果你能够为今天的话负责，回去把生产抓起来。”也因为这个事情，后来我专门学习了会计学，而且要求财务把公司所有单据必须保留。